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颜元做过官吗?

时间:2019-10-05 15:30  来源:未知   作者:admin   点击:

  颜元(1635年—1704年),明朝末年儒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颜李学派创始人。原字易直,更字浑然,号习斋,直隶博野县北杨村(今保定市博野县)人。

  颜元一生以行医、教学为业,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,主张“习动”、“实学”、“习行”、“致用”几方面并重,亦即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者并重,主张培养文武兼备、经世致用的人才,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“穷理居敬”、“静坐冥想”的主张。其主要著述为《四存编》、《习斋记余》。

  明崇祯八年(1635年),颜元出生。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,书屋名曰“习斋”,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。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,父名颜昶,因家境贫寒,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,改姓朱。颜元出生在朱家,取名朱邦良。时值家中园内凿林,取乳名园儿。后来颜元归宗,取此字音为名。颜昶在朱家,常受到歧视和虐待,愤懑抑郁至极,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。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冬,皇太极率清兵入关,掠掳京畿地区,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,自此音讯断绝。这一年,颜元才四岁。八年以后,生母王氏又改嫁,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。

 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,号盛轩,多年在地方任武职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,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。当时,国事日非。他曾上言:“今日之兵,皆市井滑徒,顶名食粮。出则抢掠,战则奔逃。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,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。”他提出一种办法,认为可不费粮饷,而得可战之兵数万。其法是:“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,十家共一兵,复其杂役,马甲器刃令自备。居常训练,每兵一副卒,正兵伤则提副卒补。伍兵土著不可逃。且一身勤王,十家安枕,其孰肯逃?兵利粮给,取之不穷。”

  顺治元年(1644年),清军入关,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。顺治四年(1647年),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号召,聚众杀死知县,称大明中兴元年,朱九祚却“率众守里”,对抗蒋尔恂的义军。蒋失败后,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。不过,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。顺治初年,“刘里被圈,旗奴韩某恣横,率意耕田,失产者日众”。九祚“伺其窝盗,围而擒之,鸣于县府”。按律,韩某本应问斩,虽遇赦得脱,但不敢再行肆虐,“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,得各租祖田”。顺治八、九年时,地方粗安,清廷裁革省南道,朱九祚便谢任。不久,又因事被人控告,一度逃遁,颜元亦被系讯。讼案完结,家产日落。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,便返乡居住。晚年“恬退自牧,不入城市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,是事不与世局” 。

 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,从学于吴洞云。洞云先生善骑射、剑戟,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,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,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。这使颜元从小时起,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。可惜在十二岁时,因遭吴妻怨怒,不能再从先生游。

  颜元十四、五岁时,又看寇氏丹法,学运气术,娶妻不近,欲学仙。后来知仙不可学,“乃谐琴瑟,遂耽内,又有比匪之伤,习染轻薄” 。十九岁时,又从贾端惠先生学。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、私通馈遗,颜元遵其教,力改前非,习染顿洗。为了科举功名,颜元从十岁起,还学习八股时文。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。颜元哭泣不食,说:“宁为真白丁,不作假秀才!”结果,十九岁时,自己考中秀才。

  颜元二十岁时,讼后家落,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。“耕田灌园,劳苦淬砺。初食薯秫如蒺藜,后甘之,体益丰,见者不以为贫也。” 为谋生计,开始学医。同时开设家塾,训育子弟。二十一岁时,阅《资治通鉴》,废寝忘食,于是以博古今、晓兴废邪正为己任,并决心废弃举业。后来他虽入文社、应岁试,只是取悦老亲而已,不愿以此误终身。二十三岁时,又见七家兵书,便学兵法,究战守事宜,尝彻夜不眠,技击之术亦常练习。这个时期,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,以为圣人之道在是,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,反复体味。

  颜元二十五、六岁时,思想又有较大变化。这时他得《性理大全》读之,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。他深深地为周、张、程、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,从此屹然以道自任。“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,必读讲《近思录》、《太极图》、《西铭》等书。”他乘间静坐,目的是主敬存诚,但周围的人“有笑为狂者,有鄙为愚者,有斥为妄者,有皆为迂阔、目为古板、指为好异者” ,他都毫不介意。

  康熙三年(1664年),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,此人恶僧道,斥佛老,焚时文,读五经,居必衣冠,持身以敬,教家以礼,乡人有目为“狂癫”者,颜元却瞿然惊喜,大呼:“士皆如此癫,儒道幸矣!”遂与其纳交。两人每十日一会,每会,相互“规过辨学,声色胥厉,如临子弟。少顷,和敬依然”。同时各立日记,“心之所思,身之所行,俱逐日逐时记之。心自不得一时放,身自不得一时闲。会日彼此交质,功可以勉,过可以惩” 。后来,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。

 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,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。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,风俗日降,兵专而弱,士腐而靡,极为痛切。据李塨回忆:“先生自幼而壮,孤苦备尝,只身几无栖泊。而心血屏营,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。每酒阑灯炧,抵掌天下事,辄浩歌泣下。” 颜元二十四岁时,便著有《王道论》,后来更名《存治篇》,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。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,必须恢复“唐虞三代”的政治,“井田、封建、学校,皆斟酌复之,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,是之谓王道”。

  康熙七年(1668年),养祖母刘氏病卒。因感祖母恩深,父亲又出走,不能归来殓葬,他哀痛至极。三日不食,朝夕祭奠,鼻血与泪俱下,葬后亦朝夕哭,生了大病。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,十分怜悯他,说:“嘻!尔哀毁,死徒死耳。汝祖母自幼不孕,安有尔父?尔父,乃异姓乞养者。”颜元听后大为惊异,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,果得实情,因而哀减。

  颜元居养祖母丧,恪守朱子家礼,尺寸不敢违。连病带饿,几乎致死。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,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,不敢多疑。后来,他校以古礼,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、不当之处甚多。“初丧礼朝一溢米,夕一溢米,食之无算。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,致当日居丧,过朝夕不敢食。当朝夕遇哀至,又不能食,几乎杀我。”“乃叹先王制礼,尽人之性。宋人无德无位,不可作也。” 由此发端,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,“因悟周公之六德、六行、六艺,孔子之四教,正学也。静坐读书,乃程朱陆王为禅学、俗学所浸淫,非正务也”。次年,便著《存性》、《存学》两篇,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。思想转变后,更体会到“思不如学,学必以习”,故改“思古斋”为“习斋”。此后教授弟子,也是让其立志学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及兵、农、钱、谷、水、火、工虞诸学,并习射、习骑、习歌舞及拳法武艺,力戒静坐空谈。

  刘氏死后,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,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。康熙十二年(1673年)朱翁卒,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,归宗姓颜,时年三十九岁。颜元归宗后,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。有一次客人来访,见他正在扬场,感到十分奇怪。颜元却说:“君子之处世也,甘恶衣粗食,甘艰苦劳动,斯可以无失已矣!”这时,颜元及门弟子日众,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。对于新从游者,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:孝父母、敬尊长、主忠信、申别义、禁邪僻、慎威仪、重诗书、敬字纸、习书、作文、习六艺、序出入、尚和睦、贵责善、戒旷学等。特别是对六艺,尤为强调。每逢一、六日课数,三、八日习礼,四、九日歌诗、习乐,五、十日习射。他兢兢业业,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。尝云:“天废吾道也,又何虑焉。天而不废吾道也,人材未集,经术未具,是吾忧也。”因吟诗道:“肩担宝剑倚崆峒,翘首昂昂问太空。天挺英豪中用否,将来何计谢苍生。”

  对于自己,颜元仍是持身极严,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。有一年,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,女痴且癫,知是为媒人所欺。于是,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。不料,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。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,颜元听后,悲泣道:“吾过矣!”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。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,从此立日谱以自考。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:“对众不便面规者,可互相秘觉也。云:警惰须拍坐,箴骄示以睛,重视禁暴戾,多言作嗽声,吐痰规言失,肃容戒笑轻。”

  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,颜元五十岁时,只身往关外,寻找父亲下落。原来,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,到了沈阳,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,开了个糖店,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,刘氏生两女,名银孩、金孩。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,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,于康熙十一年病故,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。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,艰苦备尝。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,被银孩所知。兄妹相见,面对痛哭。颜元祭奠父茔后,亲自御车,奉先父牌位归博野。

  从关外归来后,颜元自叹:“苍生休戚,圣道明晦,敢以天生之身,偷安自私乎!”于是在康熙三十年,告别亲友,南游中州。行程二千余里,拜访河南诸儒。在各地,他结交士人,出示所著《存性》、《存学》、《唤迷途》等,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,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、以著述讲读为务、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。寓居开封时,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。天章叹道:“礼乐亡矣,《存学》诚不容不作!”又研讨水政,天章曰:“先生何不著《礼仪水政书》?”颜元答道:“元之著《存学》也,病后儒之著书也,尤而效之乎?且纸墨功多,恐习行之精力少也。”因此,来问学者日众。在商水,访李木天,与言经济。李见颜元佩一短刀,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。颜元笑曰:“如此可与君一试。”两人遂折竹为刀,对舞不数合,颜元击中木天手腕。木天大惊曰:“技至此乎!”又与深言经济,木天倾倒下拜。次日,令其子从先生游。

 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,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。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,“医术渐行,声气渐通,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。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,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”。但是,“迨辛未游中州,就正于名下士,见人人禅宗,家家训诂,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,牢不可破,口敝舌罢。去一分程朱,方见一分孔孟。不然终此乾坤,圣道不明,苍生无命矣” 。因此,他一方面著《四书正误偶笔》等,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,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、理学、科学的危害,尝大声疾呼:“仙佛之害,止蔽庸人。程朱之害,遍迷贤知。”“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,祸终此乾坤矣。”

  颜元六十二岁时,肥乡郝公函(字文灿)三次礼聘,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。颜元到肥乡后,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,亲自拟定各种规章,构想书院规划,并手书“习讲堂”对联云:“聊存孔绪励习行,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”、“恭体天心学经济,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”。可惜数月之后,该地大雨成灾,漳水泛滥,书院堂舍悉被淹没,他只好告辞归里。后来,因水患益甚,郝公函屡请未往。不久,郝公函来书问安,并附一契纸云:“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,没为书院先师。文灿所赠庄一所,田五十亩。生为习斋产,没为习斋遗产。”

  从肥乡返回后八年,即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九月初二日,颜元病故。逝世前犹谓门人曰:“天下事尚可为,汝等当积学待用。”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,门人私谥为“文孝先生”。

 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,主张以周公的六德、六行、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。在他开设的讲堂上,安放着琴、竽、弓、矢、筹、管,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、乐、射、书、数的学习,探究兵、农、水、火等实用之学。颜元不仅教育学生“习动”,而且身体力行。他武艺出众,57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,“数合,中子青腕”,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。62岁时,应郝公函之聘,主持肥乡漳南书院。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,制定了“宁粗而实,勿妄而虚”的办学宗旨,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。后书院为水淹,返归故里。康熙四十三年(1704)卒。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,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。高足李塨(1650 —1733年),字刚主,号恕谷,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,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,后人称为“颜李学派”。

  颜元一生以行医、教学为业,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,主张“习动”、“实学”、“习行”、“致用”几方面并重,亦即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者并重,主张培养文武兼备、经世致用的人才,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“穷理居敬”、“静坐冥想”的主张。其主要著述为《四存编》、《习斋记余》。

  颜元(1635年—1704年),明朝末年儒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颜李学派创始人。原字易直,更字浑然,号习斋,直隶博野县北杨村(今保定市博野县)[1]人。